特别是对一些单纯依靠司法手段难以解决的复杂敏感案件，在党委的统一领导和协调下，依靠政治优势妥善加以处理。
对个人自由的极端推崇使得美国宪法中自由、独立的人成为一个单一维度的、不受社会整体性约束的自我统治（self-sovereignty）的行动者。然而，两种宪法人形象在此领域表现出的分殊亦十分明显。
首先，美国宪法中的自由、独立的人所享有的是一种不受拘束的表达自由。（4）对有关自己个人肖像、特定语言的权利。21世纪被西方学者看作是一个宪法人（constitutional person）的时代，因为在宪法的有效保障之下，个人可以依凭其基本权利塑造自己的生活世界与社会关系，从而追求人格的自由发展或幸福生活。[45]该案显示了联邦最高法院将表达自由视为绝对原则的理念，法院认为，因表达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冒犯或负担是为了实现表达自由的理想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尽管联邦宪法法院在1994年的两个判决中宣称要加强对自由言论的保护，无论言论的内容是有价值的或是无价值的、真实的或错误的、理性的或非理性的， [46]但其人性尊严原理所要求的人格完整性、个人承担责任之涵义决定了其言论自由保障必然较多受到社会规范与社会义务的约束。
这一特征首先体现在两国宪法文本关于两种权利的规定上。（三）外在自由层面 人格外在层面的自由体现为行为自由（freedom to action）与表达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法定扩张是征税权扩张的主要形式，其类型和种类比较多，税收代位权、税收撤销权、税收优先权、分立企业的连带纳税义务、合并企业的继承纳税义务、公司股东对公司纳税义务的承担、投资者对个人独资企业纳税义务的承担以及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纳税义务的承担等。
确定协调征税权扩张与第三人财产权冲突的原则应当从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出发，严格遵循获利原则、过错原则与限度原则。我国《公司法》确立了这样的制度：股东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10]。确立优先权的基本原则应当是贡献原则和时间原则。留置权优先于税收债权的原则已经在日本税法中予以承认{6}。
征税权作为对纳税人财产权的限制和剥夺仅能针对特定的纳税人，原则上不能越过特定的纳税人而作用于第三人的财产权。税收代位权仅能及于足够满足纳税人债权的第三人财产，不能及于第三人的其他财产。
协调征税权扩张与第三人财产权的冲突应当严格遵循获利原则、过错原则与限度原则。例如，税收代位权、撤销权行使的具体程序，是否需要通过法院来行使等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回答。由此可以推论出有限合伙人特定情形下对合伙企业纳税义务的承担制度。（一）征税权扩张的必要性征税权是国家依据政治权力以及税收的合法性向纳税人合法、强制、公平征收其提供公共物品的对价的宪法权力。
例如，某欠税纳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第三人，该欠税纳税人尚有足够的财产可以用于承担纳税义务，此时，纳税人的行为并没有损害国家税收权益，征税权当然没有扩张的必要。[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1999年8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第2条。纳税人可以在不违法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任意处置个人财产。可以通过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部门规章来规范税收代位权、撤销权行使的主体和程序等，将这一制度变成可以操作、便于执行的制度。
最后，税收优先权制度与其他法律中所确立的优先权制度没有实现很好地对接，导致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5}。协议也可以约定代理人承担严格代为履行义务，即当代理人不履行纳税义务时，税务机关可以向纳税人行使的权力也可以向代理人行使，即可以强制执行代理人的财产，也可以处罚代理人。
获利原则和过错原则是征税权产生的原则，而限度原则则是征税权行使时应当遵循的原则。如果此时发生代理人不履行纳税义务的情形，税务机关就很难确保国家的税收权益。
第六，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纳税义务的承担制度。可以将这种扩张划分为法定扩张与约定扩张。第七，有限合伙人特定情形下对合伙企业纳税义务的承担制度。征税权作为宪法保护的公共权力，如果得不到充分的保护，损害的必定是全体纳税人的公共利益。征税权是政府运作的基础，是政府向纳税人提供公共物品的保证，是社会存在所必需的。根据征税权扩张的理论基础是由于纳税人自身的法律结构还是由于纳税人的行为，可以将这种扩张划分为责任扩张与行为扩张。
纳税担保财产清单须经纳税人、第三人签字盖章并经税务机关确认，方为有效[6]。第二，通过税法确立投资者对个人独资企业纳税义务的承担制度、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纳税义务的承担制度、有限合伙人特定情形下对合伙企业纳税义务的承担制度以及公司股东特定情形下对公司纳税义务的承担制度。
征税权扩张后，第三人将和纳税人一起承担纳税义务，这种一起承担既可以是连带责任，也可以是补充责任，也可以是特定财产责任。征税权作为对纳税人财产权的限制与剥夺，虽然具有合法性，但仍然会遭到纳税人本能地抵制和反对。
某纳税人先设定抵押权，随后欠税，随后又成立了留置权，按照税法的规定。我国确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是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7]。
返还扩张的主要类型包括税收代位权、税收撤销权等。[9]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76条。具体制度设计如下：纳税人有合并、分立情形的，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并依法缴清税款。在第三人没有获利时，政府不能为了确保自身的税收利益而侵犯第三人的财产权。
此时已经完全具备征税权扩张的所有条件，但我国税法却没有明确规定此时征税权是否能够扩张，如何扩张。第五，投资者对个人独资企业纳税义务的承担制度。
其次，投资者对个人独资企业纳税义务的承担制度、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纳税义务的承担制度、有限合伙人特定情形下对合伙企业纳税义务的承担制度以及公司股东特定情形下对公司纳税义务的承担制度均是通过其他法律来间接规定的，应当通过税法的相关条款予以明确规定。约定扩张是征税权扩张的补充形式，主要包括税收担保、代为履行纳税义务等。
征税权扩张的法律基础可以是法律强制性规定，也可以是纳税人与第三人的私人约定，根据法律强制性规定而产生的征税权扩张属于法定扩张，根据纳税人与第三人的私人约定而产生的征税权扩张属于约定扩张。首先，尚未确立第三人代为履行制度。
例如，对于第三人以明显低价从纳税人手中购买财产的情形而言，即使国家的税收权益遭受了损害，第三人也因此获利了，但为了不对正常交易秩序产生过分影响，征税权扩张还必须满足第三人明知纳税人已经欠税的条件，也就是说只能在第三人具有主观过错的情况下，征税权才能扩张到第三人的财产上。现代民主宪政下的法律保护个人的自由意志，因此，独立财产权制度同时伴随着自由处置财产权的制度。从具体制度来看，部分制度的确立还比较粗糙，有待细化，部分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存在矛盾和冲突，部分制度甚至存在错误。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第三人代为履行纳税义务的情形，但在税法领域没有明确确立这一制度。
纳税人或者第三人以其财产提供纳税担保的，应当填写财产清单，并写明财产价值以及其他有关事项。协议可以约定代理人仅承担一般代为履行义务，即当代理人不履行纳税义务时，由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税务机关只能强制执行纳税人的财产和处罚纳税人，无权强制执行代理人的财产和处罚代理人。
【注释】[1]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2249Civil and Economic Law School，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2249[2]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2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 China[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第50条。（二）协调征税权扩张与第三人财产权冲突的原则征税权扩张与第三人财产权保护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从特定第三人的角度出发，征税权扩张侵犯了其财产权，这是二者的对立面。
法定扩张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征税权扩张形式，其扩张的条件、行使程序、扩张的程度等都由法律明确规定，任何主体都无权予以改变。我国确立的合伙企业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
